一、内涵与动因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三个核心概念之一。这些年来受到我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界的高度重视。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把跨国界、跨文化和/或全球化的视野与高等教育的目标、主要功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和传送相结合的过程。高等教育国际化并不是一个单纯输入或输出的过程，而是要将跨文化、跨国界的理念与个体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要求在学习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制度、模式的同时，将之与本国本地区的高等教育传统相结合并融会贯通，以形成更先进、高效、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发展路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互惠型、跨国界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和多样化，赋予高等教育国际化更深、更广的涵义和使命。我国高等教育越来越深地卷入这一浪潮之中，越来越多的大学把国际化作为办学理念和强校战略，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知名大学作为发展方向和奋斗理想。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来分析，引发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浪潮的主要动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拉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才、信息等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此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佳配置。而这种流动必然带动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更加频繁，合作更加密切，促使各国的教育资源向全世界开放。经济全球化从市场需求方面强力拉动了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使之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第二，受教育者的愿望。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打破了国家、地域和大学之间的界限，化解了人们观念、文化上的隔膜，为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开放的世界也使这个时代的青年拥有比他们前辈们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学术需求。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领略多种文化，触摸国际科技前沿和思想动态，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袖人才，而封闭于一国一地的教育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愿望，缺少对他们的吸引力和引导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越洋过海求学深造，在知名大学的留学背景成为“优质人才”的重要标签。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0年的教育报告[1]，2008年全球留学生总数已达到334.3万人，比2000年增长了近70%。而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IIE）2010年的年度报告，2009～2010学年在美国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达到69.09万人，比上学年同期增长3%。受教育者的需求促使各国大学面向世界，步入国际化进程的快车道。
第三，大学和国家的利益。一所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已经成为其实力和声誉的重要表征，进而成为吸收优质生源的重要条件。生源的激烈竞争和政府拨款的不足，促使更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学把眼光转向国际教育市场，希望通过扩大国际学生招生规模，获得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增加学费收入的双重效果。以澳大利亚为例，2006年度教育输出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达100亿澳元，超过了“羊毛+小麦”的出口总额，2009年更高达150亿澳元[2]，这不仅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高学历科技人才的劳务输入和移民，还提高了澳大利亚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吸收留学生的政策，其中自然就有缘于经济和政治利益方面的考虑。而在政府不断减少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情况下，高于本国学生数倍的海外学生学费已成为一些国家大学重要的资金来源，甚至有人将国际学生视为补充大学经费的“提款机”和“外部输血”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相对不发达国家而言，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则可以提高本国教育水平，拓展国民文化视野，提高社会开放程度，加速现代化进程，也是国家和大学的利益所在。
第四，应对全球共同课题的需要。人类面临着贫富加剧、局部战争、环境恶化、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单靠一个机构或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和合作。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提供知识、人才和解决办法。教育不仅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工具，更是实现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重要途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学习——财富蕴藏其中》中所指出的：“教育在建设一种更加团结一致的世界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而对于未来的种种挑战，教育看来是使人类朝着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迈进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全世界高等教育的携手可以为破解全球性问题提供人力资源和方法路径。
二、机遇与挑战
日本著名教育理论家喜多村和之教授曾对国际化提出了三条衡量标准：一是“通用性”，即能为他国、他民族所承认和接受；二是“交流性”，即与国外进行平等的交流；三是“开放性”，即能够充分地对外开放。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科技无国界、教育无国界、文化无国界和学习无国界的全球化时代向我们走来。大学有了更多的跨国、跨民族、跨文化交流、合作和竞争的机会，以其高端人才和全球视野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的办学理念乃至基本制度也有了更多的“通用性”、“交流性”和“开放性”，教育资源在流动和重组中放大了效能，学生有了开阔的视野和更多的全球就业机会，国际化使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像许多事物一样，国际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后发国家尤其如此。尽管国际化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但也给大学发展带来很多隐忧，如教育项目的商业化和商品化，国外低质量的“学位加工厂”大量涌现，人才流失，本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等等。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国际化带来的挑战颇为严峻。与传统办学观念和习惯的冲突，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实力的差距，英语主导态势中语言的劣势以及各种教育资源的不足使中国大学在国际化进程中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和努力。研读OECD 2010年的教育报告，可以推算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国2008年的教育输出占世界总额的43.35%，其中美国的教育输出占世界总额的18.68%，英国的教育输出占世界总额的10.05%；中国2008年来华国际学生仅为223499人，占世界总额的6.69%，不到7%；而出国留学学生则有510842人，占世界总额的15.28%。事实上，早在2002年，中国据报道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多，教育资源进出的不均衡、不对等更加明显。如何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中国大学现行办学体制、评价机制、管理模式及价值取向的冲击？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强势学术话语权和天然语言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大学怎样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彰显特色和优势，赢得应有的地位？这些都是国际化给我们带来的叩问和挑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应对。
三、国际接轨与保持特色
上述挑战和机遇表明，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价值取向和路径，每个国家、每所大学都面临选择。一个至关重要又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提高大学国际性与保持本土性的关系？是单向地向世界先进大学靠拢“接轨”，还是同时努力用自己的教育理念丰富世界先进大学的内涵？是一味地遵循国际统一规则，还是同时注重保持和张扬自身的特色？
如果我们不把国际化进程中的趋同和立异看作非此即彼的“选项”，而把它们视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或许可以对以上问题给出合理的答案。
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增多促使越来越多的领域建立国际通行的活动准则和技术标准。现代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使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趋同的一面。此外，现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以排行榜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好大学”的标准，世界各国的很多大学都自觉不自觉地用这样的指标体系衡量自己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了学术评价标准的趋同倾向和“接轨”意识。任何一所发展中的大学都无法漠视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这种形势和趋势，不能游离于这种趋势和规则之外放弃与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对话和融入，逃避大学之间的竞争，因为那将失去国内外高等教育界的许多认可和交流机会，降低对生源的吸引力、学术资源的获取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当然，一味趋同与“接轨”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因为每一所大学都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与特色，优长与短板，不可能作划一的定位，走相同的道路。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查尔斯·艾略特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六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如同经济全球化并未导致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同一化一样，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不应导致大学文化的同质化，相反，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的高等教育只有坚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民众，为所在国家和地区提供人文精神、高端科技和政策咨询，赢得本国公众的认同，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认同。特色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差异，大学的特色可以是学科和内部结构，更应该是底蕴和氛围。特色可以构成一所大学的魅力和实力，而有实力才有影响力，才有资格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获得国际化的真正收益。
应该承认，现有大学评价体系尽管有诸多不足，但也从一些方面揭示和反映了评价现代大学办学水平的流行尺度。以《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世界大学排行、QS世界大学排行等排行榜为例，国际教师和学生的比例，国际发文和被引用的数量都是衡量一所大学实力的重要指标。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向现有的标准靠拢，例如提倡全英文教学和双语教学，鼓励在国际优秀期刊发表英文论文，接收更多的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等；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发展极其不平衡的世界里，在发达国家占据强势学术话语权的情况下，现有的评价体系显然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和英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国际生源和在重要国际索引期刊发表论文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据粗略统计，SCI，SSCI，A&HCI期刊中有90%左右是英文期刊，且大多为发达国家主办，这使得后发国家、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天然处于劣势，竞争艰难。因此在国际化进程中我们不能完全被这些规则牵着走，不能放弃中国大学的使命和特色，不能淡漠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例如我们不主张以牺牲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代价来换取形式上的国际化进程；不主张全盘使用英语授课，特别是诸如中国哲学、历史、文学，中国政策和中国法律等中国特有文化知识课应坚持使用中文授课并保证一定的课时量；不主张用降低质量的代价换取留学生数量的增加；鼓励师生在高水平国际期刊发表英文论文的同时，也充分认可和鼓励深入研究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中文论文。同时我们还要学会用现有的评价标准提升自我，在国际竞争中成长，争取参与未来更合理规则与标准的制定。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同”和“异”的辩证统一。在办学理念上倡导全球视野、开放精神、交流意识、国际氛围与弘扬传统，打造特色的融合并存；在人才培养、学术评价中坚持国际化和本土化导向的平衡兼容等等。总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善于将借鉴与创新相结合、既具有国际视野又能坚持自己特色的大学才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脱颖而出，根深叶茂，自立于世界高等教育强校之林。
参考文献：
[1]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0：OECD Indicators，http：//www.oecd.org
[2] 陈小方.澳大利亚留学市场积重难返[M].光明日报，2009-10-22.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冯惠玲 中国人民大学 胡娟 惠新宇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