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杂性科学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来审视大学发展规划。大学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决定了大学发展规划相应具有复杂性特征。这种复杂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发展规划所涉及的性质、环境、目标、过程等要素无不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大学发展规划作为一个特殊系统，其自身也具有非线性、不可还原性、自组织性、偶然性、动态生成性等复杂性特征。中国大学发展规划存在着绝对理性模式、计划管理倾向和缺少必要弹性等简单思维。为此，从复杂性科学出发，大学发展规划应超越线性，体现非线性；关注策略，策略优于程序；通过“涨落”，促成“涌现”；告别绝对理性模式，树立有限预测观。

关键词：复杂性科学，大学，发展规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复杂性科学逐渐兴起。它在现代自然科学一系列新成就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科学界存在的线性思维和还原论思想的超越，成为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的又一次科学革命，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它以研究自然、社会的复杂性及开放的复杂系统为核心，具有为人类提供认识世界真实图景的“真”的科学思维和方法的特点。目前，复杂性科学已广泛用于研究解决社会、经济、生命、环境、管理、教育等领域中的复杂问题。斯蒂芬·霍金曾言，“我认为下一个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界”。[1]大学发展规划作为我国近些年兴起的大学教育管理实践活动，不同于大学传统教育管理实践活动的框架，应该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视角来加以重新审视。

一、大学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决定了其发展规划相应具有复杂性特征

复杂系统是指通过对子系统的了解而未能对系统的性质做出完全解释的系统。它属于非线性动力系统，其内外部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复杂系统的整体性质不等于部分性质之和，即系统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复杂系统介于结构化的系统与完全混沌的系统之间，“处于混沌的边缘，但也已超越了静态的结构”[2]。霍根认为，“在高度有序和稳定的系统（比如晶体）内部不可能诞生新生事物，另一方面，完全混沌或非周期的系统，比如，处于湍乱状态的流体或受热气体，则将趋于更加无形。真实的复杂事物——变形虫、契约贸易者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则恰好处于严格的有序和无序之间。”[3]世界的基本性质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交混，而这正构成事物“复杂性”的基础。[4]

大学具有“局部杂乱无序和整体结构有序”特性，介于严格的有序与无序之间，属于复杂系统。作为耗散结构系统，大学必须通过开放，与教育系统内外部的其他子系统建立相互支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反馈机制，才能满足其自身的有序演化要求，进而维持自身正常的有序状态。有学者指出，教育系统“是一种主要为了实现受教育者的社会化，而由具有专门的知识、技能的教育者同不够成熟的作为潜在的社会成员的受教育者，以一定的教育设施和文化信息为中介，按一定的方式组成的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耗散结构系统”[5]，大学何尝不是。作为非线性系统，大学系统由诸多元素、要素、子系统组成，它们之间所发生的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导致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出各种复杂形式的相干结构，从而使大学演化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在发展目标、规模、速度、结构、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某种渐变过程中的中断和曲折性。由于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大学“系统的行为并不是子系统行为的简单叠加，而是子系统相互作用对总系统贡献的结果”[6]。作为动态生成性系统，大学不是静止的，它“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7]。在其演化过程中，既有渐变也有突变。作为自组织系统，大学中的人和组织为适应竞争与合作的需要，经常性地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形成一定结构和功能。人的参与使大学发展表征为一种“有意识”的自组织。

大学发展规划是对大学发展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的整体谋划。作为解决复杂性发展问题的一种政策工具，它是站在全局与未来角度对大学发展进行决策和谋划的行为。因此，科学把握大学作为复杂系统的特性，成为制定和实施大学发展规划的前提，也是规划自身能否取得实际效果的重要因素。从该前提出发，大学发展规划理应相应表现出复杂性特征。

二、从两个方面审视，大学发展规划表现出复杂性特征

这种复杂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发展规划所涉及的性质、环境、目标、过程等要素无不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大学发展规划作为一个特殊系统，其自身也具有复杂性特征。

（一）大学发展规划所涉及要素具有的复杂性

大学发展规划性质的复杂性。规划当然不能脱离大学来加以思考和实践，但它却时常运行于超越大学的语境和场域中。某种意义上说，很少有纯粹的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理论。大学发展规划理论时常依附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场域中，很多情况下是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策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中进行的。同时，大学内部各学科的发展也是规划的重要对象。如此，跨学科的复杂性是大学发展规划存在的必然语境。再者，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规划，它具有阶段性和时效性。它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要通过对大学发展进行考察反思和长远谋划，形成指导大学发展的“理论文本”；另一方面，“理论文本”的规划一旦落实为大学未来发展的“行动”，似乎又对大学发展形成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制约。当下与未来、文本与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无疑使其呈现另一形态的复杂性。

大学发展规划环境的复杂性。大学发展环境既包括国家宏观环境和高等教育系统环境，也包括大学微观环境。国家宏观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科技环境等；高等教育系统环境是指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特征和行业结构状况；微观环境是指大学自身具备的各种资源与能力。环境因素的内容、性质不同，影响规划的方式也不同。影响大学发展的因素的广泛性和影响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的复杂性。

大学发展规划目标的复杂性。一是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问题。怎样处理好大学发展的短、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二是规划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其试图通过规划而达成的目标并不同，如何在大学总体发展目标框架下，寻求利益群体间多重关系和多重矛盾的协调与平衡，无疑更为复杂。三是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有效的规划必须拥有清醒的自主意识和智慧策略，应对大学发展过程中各种预期或非预期的变化。四是目标存在不确定性，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每一个细小变化和负面扰动都可能使规划目标面临调整，对目标的预测只可能是在宏观上统计性地预测其总体发展趋势，当然这也并非易事。

大学发展规划过程的复杂性。规划过程从制定、实施到反馈，深受各个方面的关注和多种因素的介入，特别是人的因素，易使规划过程产生“盲点”，导致其容易变得“混沌”或“无序”。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容易使规划过程忽略不确定性因素；而不确定性因素的随机出现，又使得规划过程不易辨识这些因素到底是风险和阻碍，还是机遇和帮助。大学发展过程中积淀下的一些刚性规则、思维定势，容易成为规划过程中的原则限制，导致大学发展规划偏于僵化。凡此种种，规划过程的复杂性，使得规划容易趋于两个极端，即过度控制和无序。

（二）大学发展规划自身所表现的复杂性特征

大学发展规划的非线性。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非线性是复杂性之源，它表示复杂性和因果的非等当性。规划目标的生成和预定程序的执行都受诸多人为或非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非简单径直的因果规定，不满足简单的线性叠加原理，而是复杂的交互作用、双向甚至多向的构建方式。规划的输出变量（如目标实现状况）并不与输入变量（如资源投入）成简单的线性关系。规划应当是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途径认识并提出大学发展的问题，而不是满足于线性关系的因果简单解释。

大学发展规划的不可还原性。埃德加·莫兰认为，无能认识一个复杂事物和把对总体的认识还原为对它的一个部分的认识，会在人类关系的世界中比在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中引起更加不幸的结果。同样，大学发展规划经过某种运动或性态跨越层次后，整合成为不可还原的新性态。它在表现为组分特性的同时，也在传递着作为整体而新生的特点。因此，对规划总体的认识，不能简单还原成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认识。例如，大学发展规划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人才规划”、“学科规划”、“资金规划”、“基建规划”等，也不能还原成大学内各学院、各部门规划的叠加；对规划的“制定—实施—反馈”各过程阶段的认识，不能代替对规划全过程的认识。只有明确这种不可还原性，才能形成规划的整体性思维。

大学发展规划的自组织性。系统的自组织性是在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状态的情况下，通过能量消耗与内部非线性作用，在不需要外部指令，而在一定条件下自行产生特定有序结构的过程。[8]大学发展规划系统的“各部分既是由其他部分的作用而存在，又是为了其他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的；各部分交互作用，彼此产生，并由于它们间的因果联结而产生整体”[9]。规划既具组织性，因为它需要“人来规划”，又具有自组织性，因为“规划中的人”渗透着人的主观意志、发展理念与价值选择，他们通过有意识的自组织（如扬弃环境、学术团队形成、非正式组织）使大学发展趋向有序的方式。

大学发展规划的偶然性。规划中常出现预期的规划目标没有实现，而非预期的规划目标突然完成的状况，或者是预期目标被超额完成，这就是规划的偶然性。事实上，偶然性不单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必要补充，其背后还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正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偶然性在系统的非平衡状态中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成为必然性的基础和源泉。对深受教育政策和教育资源制约的我国大学而言，有些偶然性的出现实则具有必然性，对此，规划必须认真分析。

大学发展规划的动态生成性。任何组织的形式不是存在着，而是发生着。规划同样如此。人们在强调规划的重要性时，容易将大学发展过程视为规划的严格实现。实际上，大学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规划是在多种可能性中作出选择，促使新的状态不断生成，并影响下一步发展。在动态生产过程中，规划不断进行着“相对平衡—偏离平衡—进入相对无序—重组平衡”的循环。规划只能在动态平衡、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进行，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稳定的封闭系统。由此造成规划效果并不能按线性因果观还原为预先规划的内容和手段。因此，大学需要发展规划，但绝不能教条化地固守原定的发展规划。

三、现实的中国实践中，大学发展规划存在简单思维

长期以来，受传统经典科学简单性研究范式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办学的影响，我国大学发展规划基本遵循了简单性的研究和实践思路：以大学发展事实作为对象，借助经验或数学工具，以求发现规划中各种事实之间的简单性因果关系。其具体表现为：

大学发展规划的绝对理性模式。该模式中，大学可按照必然规律达到发展目标，可设计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规划来实现大学发展。该模式将大学当作一个由决策者控制的机器，假设规划是一个线性决策过程，将大学视为静态、孤立的系统。它忽视规划重要的实践性特点，忽视大学内部个人的意愿，忽视无法量化的事物，将规划视为一个抽象的、逻辑的、十分强调理性程序的过程。该模式强调，规划是运用各种资源和方法描绘思想的“假设科学”，规划是对大学未来环境的预先设想，可将大学的一切把握在控制之下。规划制定者主要依靠大学的行政领导和部分专家，偏向强调和依赖他们的经验和理性，并将他们的经验和理性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从而使规划成为大学最高层管理者和少数专家的行为。规划的主要方法是系统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决策理论。规划实施依靠项目、预算和检查评估等方法。[10]在该模式支配下，规划沦为单向的、静态的、经过周密思考的理性过程，却无法回答“最根本的一点是未来无法预测”[11]这一要害问题，“规划变鬼话”成为其真实写照。

大学发展规划的计划管理倾向。规划缺少战略性和宏观指导性，缺乏对大学战略问题的整体性和创新性思考，不能回答和解决日益复杂的大学战略问题，不能适应大学发展模式从规模、结构向质量、效益的转变。规划更多地指向确定性因素而忽视不确定性因素，规划注重线性关系而忽视非线性关系，规划权力过于集中于大学的上层机构，规划方式延用单一的自上而下、指令性模式，忽视大学下层机构和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自组织性。规划尚处于以数量目标为导向的初级发展阶段，存在偏重追求以数量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最明显的就是以学生规模、教师规模、论文产量、学科数量、科研机构数量等作为衡量大学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并作为规划的核心指标。规划制定过程与实施过程相剥离，规划的战略性常受到日常工作和非战略性政策的影响。

大学发展规划缺少必要的弹性。规划没有意识到或忽视了战略不确定性的存在及其价值，以有序、稳定和唯一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大学发展的现实和未来，使其缺少必要的弹性。过于刚性和缺乏适应性是当下中国大学发展规划存在的弊端之一，也是其失去权威性和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受简单思维指导，大学发展规划刚性、微观、具体，以单一的线性方式思考未来，以简单具体的数字预测和规划未来，忽视大学发展环境的复杂性。规划时常试图通过严格控制初始条件（如经费投入）来寻求与数量产出的线性因果关系，认为“可量化才是硬道理”。有的大学发展规划按照国家宏观规划“照葫芦画瓢”，有的大学发展规划简单模仿同类大学，要么为落实国家任务以刚性数字确定数量目标，要么盲目攀比拔高数量目标，这些都使规划缺乏合理性而导致难以实施。

四、从复杂性科学出发，大学发展规划应呈现的图景

埃德加·莫兰曾说，现实世界的“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目的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它只是处理问题的可能性”。[12]

面对大学这一现实而有复杂的世界，规划只是指导和促进大学发展的一个“可能的工具”，规划“恰切的认识应该正视复杂性”[13]。复杂性科学视域中的大学发展规划，可能呈现的图景至少是：

超越线性，体现非线性。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在非线性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以一种非线性的思维视角观察世界。[14]应克服长期以来线性思维在大学发展规划观念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从非线性发展的角度来对待大学发展现象，尽量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途径来研究和解决大学发展问题，摆脱对稳定的问题求解策略的依赖，保持对大学发展多种可能性的敏感。

关注策略，策略优于程序。简单思维为中国大学发展规划打上了“程序规划”的烙印。程序规划是为实现一个目标而预先决定的行动序列，在可以确定的稳定的内外部条件下是有效的，而一旦条件发生迁移，则行动序列停止，规划就会失效。策略规划则不同，它是在正视大学发展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的情况下制定的行动方案。方案可以根据在执行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遭遇到的偶然变故（临时受阻或有利机遇）而做出适时的修改。大学具有的有序与无序交混的性质，要求发展规划应充分关注策略，使规划体现程序性与策略性双重属性的有机统一。同时，策略应优于程序，因为这样有利于涵盖计划之外的偶然性因素，有利于大学系统“新质事物的产生”和“罕见的有利机遇”的出现。[15]

通过“涨落”，促成“涌现”。“涌现是复杂自组织系统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协同结构、模式和性质。它出现在系统的宏观层次上，是系统整体具有而部分不具有的全新的现象。复杂系统的涌现现象具有以往系统中从未看到过的特征。这种全新的现象既不可预测，又不能从系统较低或微观层次单元的行为上加以推断”[16]。虽然大学发展中每一个具体事件和周期难以精确预见，但是作为一种具有“人为性”特征的大学发展规划，规划应从总体上预设符合人们愿望的发展愿景，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确立规则与机制，来把握大学发展过程中的边缘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以此造成大学系统的“涨落”（指社会系统内不偏离系统本征的变化和运动），使大学向着愿景有序演化，从而在总体上促成“涌现”。

告别绝对理性模式，树立有限预测观。在规划中更多地注重原则，而不是注意细节；更注重研究和描述大学发展的趋势和走向，而不是详尽地描绘大学发展的理想蓝图；更注重形成和完善多主体参与的大学发展规划体系，而不是单一主体的规划体系。大学发展规划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过程，大学发展的动态性和发展变量的不确定性使规划的目标具有阶段性和非终极性，应变刚性单向规划为弹性循环规划，将战略分析确立为规划程序的核心。“复杂性的增加不仅意味着机会的增加，而且意味着不可预测性威胁的增加。”[17]预测可以说是我国大学规划者最热衷的话题。然而，一方面，“教育活动的因素、过程与其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是概率论的，而不是决定论的”[18]，另一方面，大学发展的具体形式和路径存在多种可能。大学系统的复杂性只能让我们宏观预测长期的总体结果，却无法微观预测近期的具体结果。对此，规划只能树立有限的预测观，从宏观上统计性地预测大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不要纠缠于预测大学具体而微观的发展数据。正如拉兹洛所说，复杂系统“未来发展的具体形式是不可预测的：它部分地取决于我们自己。然而未来发展模式的总体趋势还是可以预见的，它走向程度更高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由于分化的下层系统的结合，形成了更大的功能整体，系统就被层层地加到发展中的等级系列体系中。由于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我们的未来是确定的，并服从于其总的发展规律”[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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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欧文·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一种现代思想的新范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12.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 王鹏来源：《现代远距离教育》2011年第1